成長
祖母過世後，大哥就去當學徒，二哥、三哥去農家當幫人看牛的長工，每年換取少許的白米供養家人生活。當時我才六歲，於是跟著媽媽及繼父隨著野台戲團到處去演出。每次戲要開演前都要先「熱場」，我拿著鑼鈸跟著一些大人在戲台上敲敲打打的，就這樣我跟著媽媽及繼父在戲團生活了一年。（註：「熱場、鬧場」是戲要演出前吸引觀眾入場觀看的表演。）
七歲時，學校來了上小學的通知，媽媽只好帶我回家準備上學。媽媽只在家中待二天，這二天媽媽教我如何生火煮飯、洗衣服。教完這些事後，媽媽又回戲團去演戲了。
這時候我大哥仍然在外地當學徒，另外二個哥哥依然在農家替人幫傭當長工，這個家就只有我一個人。空盪盪的屋裡，我必須自己煮飯、吃飯，一個人睡覺，獨自上學；七歲的我必須學會一人面對每天生活上的所有事。在那個年代，還沒有電視可看，晚飯後的閒暇時間通常是走到外面聽長輩說一些忠孝節義的故事，或道聽塗說吹牛膨風的笑話。
有一天吃完晚飯，我照樣搬個小凳子跟一群小朋友等著聽故事，一位長輩忽然講起了鬼故事，講得繪聲繪影，我聽得毛骨悚然，身體不住的顫抖，腦子裡隨故事的情節浮現出一張張醜惡的畫面。
當故事說完了，鄰居們都還聚在庭院，我卻害怕得丟下凳子，穿著木屐抱頭鼠竄跑回家。回家後我關緊門窗、躲進床上用棉被緊緊地蓋住頭，卻因全身抽慉而嚇出一身冷汗。門外不時傳來大家的陣陣嘲笑聲。
從那天起，鄰居常會故意捉弄我，一到晚上都會對著我叫：「妖怪。鬼來了啊！」因為這一句「鬼來了啊！」我害怕好一陣子。晚上要睡覺時都要跟黑夜格鬥，在床上翻來覆去，久久才能入睡。
在學校同學視我如同野孩子。我穿的是經過縫縫補補的舊衣服，也沒錢去繡學號；學號是我自己用針線縫上去的，歪歪扭扭的模樣是可想而知了。
學校每天早晨都要衛生檢查，檢查的項目有：頭髮是否梳理整齊、會不會太長；指甲乾不乾淨；手帕、衛生紙、茶杯等這幾樣。每天檢查只要有三樣不及格，就必須到教室後面罰站一節課。我每天不用老師開口說：「有誰不及格」，我就自動站起來走到後面去罰站。
一天、二天、一星期、二星期過去了，我心想，總不能每天被罰站，於是我跟鄰居要了三張衛生紙應付檢查用；拿家裡的舊布剪一塊下來，縫好充當手帕；手指甲我每天洗乾淨；這樣我就可以有三樣合格，也才解決每天被罰站的問題。
家裡很窮沒有錢繳學費，我讀五個學期卻有三個學期沒繳，老師很鄙視我。老師經常在課堂上當著全班同學的面大聲叫著：「駱天生你回家去拿錢來繳學費，才能再來上學。」每當聽到老師對我這麼說，我會立刻站起來往教室門口走出去，好像是要回家拿學費，事實上我根本沒有回家，家裡沒有人，去跟誰要學費呢？ 我會去車站附近逛一逛，再去市場轉一轉，然後看看時間，大約過了一個小時後，我才轉回到學校，並且向老師報告說：「媽媽哥哥不在家，家裡沒有人在，所以沒有拿到錢可以繳學費。」這時候老師也很無奈，只好不理會我了。
經過長期的一個人生活，漸漸地習慣了，也不再那麼恐懼害怕了。家中吃的東西永遠只有白米。回想起來，這可能是二個哥哥去替人幫傭換取回來的少許白米。
因為家裡連一毛錢都沒有，也不可能買其他的東西吃，我每天用醬油淋著白飯、或拌鹽、或拌糖不知吃了多久。
有一天，鄰居送來了一條鯖魚、二瓶醬油，我興奮得馬上施展廚技，先將魚洗乾淨，再用醬油把魚煮熟；望著那冒著煙、熱騰騰、聞起來一陣陣香味的紅燒魚，我端起白飯開心極了。
這時候我的口水已經流滿整個嘴裡，但是我手中的筷子卻遲遲捨不得挾起魚肉來吃，於是我決定用鍋裡面那帶有魚香的醬油汁淋著白飯吃；我如果吃了那條魚，下一餐就沒有魚了。我不知道下一條魚何時會出現呀！ 就這樣那條魚整整吃了二星期，但我卻用完了二瓶醬油。
這二星期裡，我每一天拿少許醬油倒在魚上面，重複地煮著這條魚。而我總是用帶有魚香的醬油汁拌飯吃，兩瓶醬油就這麼被我用完了，一條魚也連續被煮了二星期，終於糊成一團了。
我還記得，夏天我會用水桶裝滿水，放在屋外曬太陽。我畢竟是小孩子，每天回家後要起火燒柴煮飯、燒熱水洗澡，實在是為難我了。偷懶時就冷飯吃一吃，但沒熱水洗澡怎麼行呢？ 所以我想了一個辦法，早上上學前，先將水桶裝滿水，放在屋外將水曬熱，下課回到家就有熱水可以洗澡，既不用燒柴起火，還可以節省柴木。
就在這樣惡劣的環境下，我獨自一人生活了一年，習慣了孤獨與我為伴。
我八歲時，繼父因得了肺癆（肺結核）離開戲團回到家中休養。原本以為繼父回到家裡，我可以有所依靠，沒想到繼父每晚睡覺都要我幫他搥背，搥背不是十分鐘、半小時、一個鐘頭，是要搥到他完全入睡。我用小小的拳頭不停地在他背上搥著，我一邊搥一邊打瞌睡。夏天搥得我滿身是汗，汗水濕透了衣服，十分難受。到了冰冷的冬天，凍僵的雙手還是一樣的搥，搥累了，我只能躲在繼父蓋剩下的棉被一角，彎曲著身體小睡一下。但繼父只要一醒來，就會將我身上的被子奪去，並喚醒我繼續搥背。
還有一件我每天要做的事，就是倒痰罐。繼父每天會吐很多痰，那吐出來的痰，黏稠加上血絲，噁心可怕極了，我小心翼翼生怕一不注意打翻倒我一身。我倒完了那痰罐，有時連飯也吃不下了。就這樣與繼父又生活了一年。
在鄰居眼中我是個怪孩子，在學校老師催著我繳學費，同學也不喜歡跟我玩，在家每天吃不飽，還要替繼父搥背搥到天亮，睡也睡不好。我漸漸開始不喜歡去學校上課了，而那個家也不再是我的避風港。我九歲開始在宜蘭車站街頭遊蕩、在菜市場閒晃，沒去上學了。
車站前有幫人擦皮鞋的小舖，我也跑去幫忙擦皮鞋，為了就是換一餐飯吃。有人在辦喪事，要替死人開路拿招魂的旗子，我就自告奮勇去拿，也是為了向喪家要一碗鹹粥和二毛錢。無聊沒事做時，就到車站偷偷坐免錢的火車跟著大人進出月台或躲著查票員、跳車廂、走軌道，就這樣我在宜蘭街頭遊蕩了一年。
我十歲時出了麻疹。麻疹是一種急性高傳染性的病毒，會有二至四天的高燒。如果沒照顧好，會因為肺炎與腦炎引起呼吸衰竭而死。縱使我發著高燒、出著麻疹，仍然是每天在街上流浪，稀奇的是我也沒因此病死或在身上留下任何疤痕。真是天公疼惜窮苦的小孩啊。
有一天，不知道是否挨繼父罵，還是在宜蘭街頭飄蕩已久，我很想飛出去看看。於是走到宜蘭車站，坐上火車，這班火車要開往那裡，我不知道。光著腳ㄚ子在車廂內望著窗外發呆，直到了終點站，我聽到廣播聲：台北到了！ 台北到了！ 原來我已經到了台北了。
我隨著大人躲過查票員，走出月台，走出車站，我望著馬路上來往人潮，不知自己將何去何從。我記憶很深刻，車站外有很多公車站牌，有許多公共汽車在我面前停下來。但我卻不知不覺地坐上了十四號公車，為什麼會搭上了這輛公車？ 這輛公車要開往何處？ 我都不知道。到了終點站，才知道是到了三重的「菜寮」。三重市菜寮是什麼地方，我完全沒有概念。
這時候我十歲半了。我身上一毛錢都沒有，自早上離開宜蘭起滴水未進，我已經二餐沒吃飯，很餓。我只知道肚子不舒服，但不知道該如何是好？
我看一看四周陌生的環境，心慌得一點思緒都沒有，茫茫然不知所措。但「天無絕人之路，一枝草一點露」。這時我身邊忽然冒出一個大我一歲的男孩，男孩對著我說：「喂！ 你是不是在跑路？」我疑惑一下，心想在宜蘭我天天都是如此，我不懂什麼叫跑路，但我很快回答說：「是，是啊！」
男孩說：「我跟你一起跑路好嗎？」。當時我滿心歡喜，有一股暖流讓我內心的恐懼頓時消失。面對著陌生的環境，多了一個同伴少了些害怕，此時餓到沒力氣的我，對著男孩用力猛點著頭。
男孩告訴我，因為他家裡管得很嚴厲，受不了媽媽管教，所以想離家出走。此時我的腦海忽然閃過「一張模糊不清的媽媽的臉」。但也很快回神過來聽著男孩說：「我媽媽要我去收會錢，所以我身上有一百多元。」我瞪大眼睛看著這男孩大聲說：「哇！ 你有一百元啊！」當時一百多元對我來說簡直是個天文數字，因為一餐飯才要五毛錢。於是我們二人就開始「跑路」。
二個小孩子對錢沒有管理概念，想吃就吃、想買就買，結果不到一星期，那筆天文數字一百多元全部用完了。男孩可能是都市小孩比較聰明些，他教我如何賺錢。
我們買個籐簍，開始到處撿破爛，例如：報紙、汽水瓶、醬油瓶，鏽鐵罐等，將撿來的東西變賣換得一些零錢吃飯。就這樣二個人白天邊玩、邊撿破爛，晚上就找公共汽車、戲院的門口、騎樓的樓梯口、公園等地方睡覺，我們二人撿遍了整個菜寮。雖然辛苦，卻因彼此作伴而培養了深厚的友情。
就這樣經過了不到二個月，男孩的家人找到他，將他帶回家了。
當男孩被家人帶走時，淚水在我眼珠裡不停打轉，寂寞、孤單的恐懼湧上胸口。我是獨自一人了，一個人的流浪又開始了。
過去的那二個月有男孩陪伴，原本陌生的環境已漸漸熟悉了。白天我依然到處撿拾破爛，到了晚上就剩下黑暗、老鼠、蚊子陪伴著我，每天夜晚不知道要給自己賞幾個耳光—蚊子沒打死，我的臉卻都被打腫了。
夏天的晚上，我就躲在公園、公共汽車、戲院樓梯口睡覺；到了冬天，我躲在公共廁所、菜市場菜攤架、豬肉攤架子下，用草袋當棉被蓋著睡覺。（註：早期市場裝蔬菜的袋子是用稻草編成的）
在流浪期間，我沒有真正好睡過一晚。因為晚上警察會帶著手電筒巡邏，我害怕被警察抓到，我的眼睛不敢完全閉上，我的眼角隨時感覺有餘光對我照著，所以從來沒安穩睡覺過。
有時，會連續好幾天沒撿到可變賣的破爛，當然也就沒錢買東西吃；縱使肚子餓得發慌，也不敢去偷別人的東西。
一天，我餓到全身無力，躲在牆角對著路過的行人發呆。有一隻蟑螂爬到我身上，我隨手一抓，捉到一隻蟑螂。原本想打死它，但肚子實在太餓了，我忽然想吃它。我趕緊找根小竹籤往它身上插下，再拿一張破報紙點起火將它烤一烤，等報紙燒完了，我迫不及待的一口吃下它。此時這隻蟑螂成了人間美味。
在菜寮的市場混久了，有一天有個賣麵的老闆對著我叫：「猴仔啊！ 要做洗碗工人嗎？ 給你麵吃喔！ 一個月再給你十元工資，要嗎？」
我好高興對著老闆猛點頭。心裡想有工作又有麵可以吃，還有十元工資可以賺，不用再有一餐沒一餐的，也可以不用四處撿破爛了，心裡開心極了。
洗碗工作大約做了三至四個月。每天洗碗時，我看著隔壁修理皮鞋的攤子，師傅幫人修理皮鞋好像比較有趣，於是我跟鞋攤的老闆表示很想跟他學修理皮鞋，並告訴他：「我在宜蘭流浪賺的第一分錢，就是替人擦鞋。」
鞋攤老闆同意後，我辭掉洗碗工作轉去幫人擦鞋、學修理鞋，在這鞋攤差不多做了三個月。
有一天我正在幫客人擦鞋，忽然看見一個婦人很像我媽媽從我面前走過去。我心裡想：媽媽不是在宜蘭嗎？ 我不敢相信會在三重市遇見媽媽！ 我急忙丟下手上還沒有擦好的鞋，跑到那婦人面前仔細看一下，確認是不是我媽媽。一看果然是，我放聲大叫：「阿母！」。媽媽看我一下，嚇了一跳，很驚訝我的出現，因為我失蹤了二年，沒有人知道我在哪裡。
媽媽回過神看著我，沒有多大興奮、快樂的表情，只有仔細看我一下，接著就向修鞋的老闆講了幾句話就把我帶走了。此時我十二歲了，也結束了菜寮二年的流浪生活。
媽媽帶著我去找哥哥，並將我交給哥哥照顧，二哥跟三哥這時候在台北大龍峒一帶沿路叫「賣麵茶」。（註：現在年輕一輩的人可能沒看過。就是手推車上有一壼用木碳燒的大茶壺，茶壼裡滾燙的水會發出蒸氣聲：嗶⋯⋯嗶⋯⋯。用熱水沖著以太白粉、碰餅、麵粉及糖炒熟的麵茶，當時全稱這種手推車叫「賣麵茶」。）
我開始跟著哥哥一起推著麵茶車四處叫賣。一天最少要走上十多公里路，走走停停的賣麵茶很辛苦。就這樣跟著哥哥賣麵茶大約過了半年，因為生意沒有很好，錢賺得少不夠填飽二個人的肚子。所以哥哥介紹我到當時的寧夏路圓環夜市麵攤洗碗、打雜。這樣又工作了幾個月。
有一天我媽媽來到我工作的地方，要帶我回家，我以為是要回宜蘭的家，結果不是回宜蘭，而是台北縣瑞芳鎮的四腳亭礦區內，到了四腳亭我才知道媽媽又改嫁了，嫁給一位山東退伍老兵；繼父姓彭，於是我從駱天生又改姓為彭天生。
我出生沒多久就沒有了爸爸，但我卻擁有比任何人還要多的「父姓」。
媽媽跟繼父約定說：「將來我若為你生個一兒半子的話，天生就改回他親生父親的姓氏。」彭繼父同意母親的提議，於是我隨著媽媽跟彭繼父在四腳亭礦區住了下來。
彭繼父在四腳亭礦區內是做推煤車的工作，於是我成了繼父的助手，每天清晨三點起床，吃完早飯，跟著繼父去推煤車，推到下午三點才回家，回到家後還要把家事做完才能休息。日復一日，我跟著彭繼父過著礦坑的生活。
這年我十三歲，因為從小營養不良又流浪在外沒人照顧，所以身材發育不好、十分瘦小，沒有正常十三歲孩子該有的體格。而彭繼父四十多歲正值壯年，力氣驚人，山東人脾氣又火爆。有一天，不知道是他心情不好或是對我不滿，衝著我大發脾氣，用他那飽滿的拳頭猛搥打我的背，我抱著頭、弓著腰、痛得眼淚直流。我忘記被他打了多久，我原本瘦弱的身軀承受不住這樣的暴力傷害，至今造成我的背脊仍是高低不平。這事件以及後來的常常被打，成為彭繼父留給我最傷痛的一段記憶。
雖然彭繼父如此殘暴對我，我卻視他如我的伴，繼續跟著彭繼父去礦坑推煤車，因為我不想獨自一人再出去到處流浪，也不想在外過那害怕、沒有明天、餐風露宿的日子。就這樣一天又一天的在礦坑推了三年的煤車，直到我十六歲。
有一天我推著煤車，遠遠看見一個年輕人，身穿白襯衫、西裝褲、手拿著西裝外套、腳穿著皮鞋。那年輕人站在太陽下，流著汗等著人，陽光照著他那雪白的襯衫，折射的光照耀著我的眼，我用羨慕的眼神看著他，幻想著那人若是「我」該有多好。我懷著夢想，給自己人生許下第一個願望，將來我一定要穿的跟那個年輕人一樣，賺很多的錢，衣錦還鄉。
此時我已經是個青年了，我不想再去礦坑推煤車了。
我經由鄰居介紹到基隆廟口夜市賣咖哩飯的店打雜，這家店現今仍在營業。讓我印象深刻的是，那位老闆除經營店務外，還兼做義消的工作，因此只要有火警發生，老闆就會趕緊叫我騎腳踏車到他家裡去幫他拿消防衣服。
我在這家店做了幾個月，有一家牛肉麵店剛好缺人手要我去幫忙，於是我又轉到牛肉麵店去打工。老闆對人很好，我每天的工作是洗碗，經常洗到晚上十一、二點，老闆會煮一大碗牛肉麵給我吃。一天，我一邊洗碗一邊打瞌睡，不小心將整疊的碗全部打破了，於是我把身上所有的錢賠給老闆，並決定離開這家牛肉麵店。
此時，大哥在木柵幫人修理腳踏車，他知道我被彭繼父暴力對待的事，也知道現在的工作不順，於是問我要不要去台北當學徒。
我不要一輩子都在推煤礦車，也不想到處去幫麵攤洗碗打雜。也因自己沒讀什麼書、識字不多，所以我告訴自己，我要有一技之長才會有未來。
我終於跟著大哥再次北上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