教宗方濟各：基督徒的慈善工作是愛天主及愛身邊的人。它可以從救助開始，但不能僅止於募款活動。有些事情被稱為慈善工作，但實際上是「社會良心的自我安慰」活動。這類活動的目的只是為了使自己感覺良好，但是，「愛」需要一個人從自己走出去，將自己真正地給別人。我們要去愛一個人，就必須親身為他服務。不過，有許多慈善工作只像個諷刺漫畫。我有跟你說過一個勞力士金錶的故事嗎？
思科卡拉比：沒有。
教宗方濟各：我在當主教時，有一次明愛會（Caritas）邀請我去參加一個慈善募款晚宴，他們宣稱參加者都是社會頂層的精英。我決定不去參加。那一天，當時的總統也出席了。酒過三巡之後，他們拍賣了一隻勞力士金錶。這是多麼丟臉、多麼恥辱的事。這是不當使用慈善工作，這是在尋找一個會為了虛榮而戴這隻手錶的人來救濟窮人！
感謝主，明愛會不再做這種事了。現在，他們長期在學校服務，興辦單親媽媽及遊民收容所，在烏拉圭以及總統府前的里瓦達維亞大街（Rivadavia Avenues）街角開麵包店，在那裡，他們也出售技術學校的孩子們做的工藝品。這是讓窮人他們自己來提升窮人。
有時，以慈善之名，而非行慈善之事，就像一幅意義良好，但畫得極差的漫畫。沒有愛，就沒有慈善工作。如果虛榮是幫助貧困這個工作的一部分，當中沒有愛，那它就是虛假的慈善。
思科卡拉比：我將慈善工作定義為：對迫切需要之人給予協助，並且由此延伸，對需要立即與快速協助的人也予以協助。不過，聖經是用另一個字「tzedakah」來表示對貧窮者的幫助。拉比將這個字解釋為我們應該付的一種幫助窮人的稅。這個字與「tzedek」（公義）的字根相同，似乎也由此產生了一種觀念：任何一個有貧窮人存在的社會，本質上就是不公義的，必須藉著「tzedakh」來修正這種錯誤，或者至少能改進一些。
我們在《塔木德》發現另外一種「gemilut hasadim」的觀念，這個名詞可以翻譯為「溫柔仁慈的行動」。這是指一個人對他同胞的幫助—無論是金錢的濟助還是助人的行為，無論是為了富人或窮人、生者或死者，如果是對死者，要妥善地埋葬他們。我相信基督信仰所宣揚的愛，也包含類似這兩種觀念。
教宗方濟各：關於「溫柔仁慈的行動」這個觀念，讓我想到「慈善的撒瑪黎雅（撒瑪利亞）人」的比喻。耶穌問誰是那遭遇強盜之人真正的近人時，群眾回答說：「是憐憫他的那人。」
你提到的第二個與公義有關的觀念，在基督信仰裡，是從教會的社會教義中發展出來的。社會公義的觀念過了相當久的時間才傳揚開來，但現在已經是普世的價值了。一般人如果拿教會社會教義的教導文件來讀，會訝異於它所抨擊的事，譬如譴責自由經濟主義。大家都以為教會反對共產主義，但實際上，教會對今日我們所見的自由經濟主義的反對，不亞於對共產主義的反對。
我們必須追求公平的機會與平等的權利，也要為社會福利、有尊嚴的退休、員工休假、休息時間、工會自由……等等而努力。建立起社會公義的，就是所有這些事情。沒有人應該被剝削，也沒有任何事比剝削更可惡—我要強調這點，剝削比讓一個人無法謀生、比不讓人工作更惡劣。
有一則軼事可以幫助我們了解在這個議題上的教會良心：在羅馬帝國對教會迫害期間，皇帝命令一位名叫樂倫（Laurence）的教會執事將所有教會的財產都交出來。當期限到來，樂倫帶著一群窮人去見皇帝，說：「這些就是教會的財產。」這種典範便是我們必須護衛的，因為每當我們把這種典範棄置一旁—無論是整個教會這樣做，或只是一個小團體—我們就違反了我們的本質。
我們應該以弱小的人群為榮，因為他們使我們向前邁進。窮人是教會的寶貝，我們必須看顧他們。如果放棄了這種理想，我們擁有的就會是一個不冷不熱、衰弱而平庸的教會。我們真正的力量必須來自服務。我們不能一邊以心神敬拜天主，一邊卻不容納需要救助的人。我相信我們都同意這一點。
思科卡拉比：當然。猶太人帶著果樹初長的果實到耶路撒冷聖殿，為此感謝神。＜申命紀＞第二十六章說，到了那個時刻，我們要在神的面前聲明說：「我的祖先原是個飄泊的阿蘭人，下到埃及……」他之所以如此，就是因為他飢餓無食。這幾句話讓我們想到貧窮。
今天，猶太人及基督徒一起幫助貧窮的人。培培（Pepe）神父與艾福路齊（Avruj）拉比兩人在貧民區合作無間。雖然身為拉比的我們在會堂的工作非常忙碌，但我們還是會將部分時間保留起來，專門用來幫助前求助的人。我們人很少，所以我們沒有很大的組織，無法主動地去找尋需要幫助的人，也沒有常在貧民區或窮鄉陋巷露面。但是，當拉比到貧民區去幫忙時，他去幫助的並不只是猶太人。我們不勸人信教，只是完全地奉獻幫助我們的同胞。
我們是個小團體，所以缺乏可以定期到貧民區做更深入服務的人。我們的人數限制了我們可以做的事。讓一位神父去管理一個百分之九十都是基督徒的社區的新教堂，與去興建一座猶太會堂是兩回事，因為沒有那麼多猶太人。
教宗方濟各：從阿根廷的歷史來說，貧民區的神父是相當晚近的現象，是大約四十年前才開始的。那時的扎根曾經歷了一些困難，因為那是在教會體制系統內的新嘗試。同時在這個情形下，也必須釐清其中沒有任何政治動機，因為有時政治與宗教會被不當地連結在一起，而造成不信任。
神父參與了這類工作，就能透過群眾的虔誠而感到自己更歸屬於教會，他們也會得到長上更親切、了解的對待。無論如何，那時布宜諾斯艾利斯的總主教被人指責對貧民區的神父偏心，這也不是什麼新現象了。
在義大利，鮑思高神父為最貧窮的人服務便引起了主教們的不信任，就更別提鮑思高神父的神師—創辦慈幼會的嘉法沙神父（Don Cafasso）與創建愛德傳教小修女會的奧廖內神父（Don Orione）了。他們是為貧苦者服務的先驅；在某種程度上，是他們迫使了教會當局的改變。在這裡，貧民區的神父也促成了教會機構在管理上的改變。
>>> 書籍簡介
《與教宗對話on Heaven and Earth》教宗方濟各談信仰、家庭、人生與社會
「救贖在於望德，祂終會向我們完全的啟示。」-- Papa Franciscus
中華民國駐教廷特命全權大使 王豫元
清華大學資訊工程學系教授 李家同
天主教台北總教區 洪山川總主教
天主教高雄教區 劉振忠總主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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